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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9日公布。针对司法解释中的五大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望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林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祥对此进行了解读。,第二，问责的目标。其它形式的问责制度的目标往往在于通过惩罚来制约权力掌有者，而社会问责可达到赋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目标。社会问责通过推动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旨在提升公民自身的能力，特别是培养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能力，达致赋权的成效。同时，通过提升公民公共参与的能力，它还可推动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通过社会问责改善治理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得贫困人口、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获得公平和有效的公共服务。这些弱势群体往往缺少信息和影响决策的途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社会群体往往只能通过个人化和特殊化的庇护关系来建立与政府官员的联系，以获得所需的物质资源。这种庇护关系构成了公民对国家的反向垂直问责，使得公民依附于国家及其官员。而公共参与以公民身份为权利诉求，打破庇护关系网络，使得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这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产生赋权效应，改善和增加弱势群体声音的传递，改善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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